“这事我来想办法，你去把不坚定分子梳理一下。”赵曼熊斯基下达了指示。

        “这个，你不看看他们的材料？”

        “学员队的事情是你在管，”。赵曼熊斯基摆出一副彻底放权的模样，“鉴定由你来出。如何处理由你决定。”

        午木出去之后，赵曼熊斯基给丁丁打了个电话，丁丁至于消息灵通人士，对这位新上任不久的第一副局长的分量是很清楚的，电话里不免要客套一番。

        “我是来请你帮忙来了。赵曼熊说。

        午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命令把汇报中提到的“动摇分子”、“可疑分子”的人事档案全部调来审阅。

        桌子上很快堆起了大约十份材料。午木想这也太多了！这期学员班总共才四十五个人，已经被淘汰了五个。现在又闹出四分之一的“有问题”人员。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叹了口气。看来秘密警察并不是那么好干得。

        他逐一翻看着这些材料，再对应每周送来的告密材料进行分析，以便从中判断出哪些人是“不可靠”，哪些人“需要进一步观察”。

        多数人的问题不算严重，包括姚玉兰在内，午木都写上了“进一步观察”的处理决定，只有在杨草的材料上，他犯了难。

        杨草的确有可疑之处。按照她的档案上的说法，她不是作为难民被收容的，而是在某天昏倒在紫诚记的台阶下，被店里的人收容进来的。据材料说当时她几天没有吃饭，身上还有许多伤痕，没有随身物品。

        随后她被送到了难民营，又被移送到了临高。在检疫营的政治审查里，她供述自己是，扬州人，十一岁被卖到戏班里唱戏，后来随戏班辗转到了广东，因为班主凌虐过度，实在忍受不住才逃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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