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旨！”

        方逢时和吏部尚书刘应节、礼部尚书潘成但也没有谏阻，仍旧口称遵旨。

        他们毕竟和张居正一样，早就意识到大明如今周边的隐患很多，不强大武备不可能，而要强大武备，则就需要舍得给战功卓着者给予勋爵。

        这时，张居正则主动提议道：“陛下，臣请下旨祭太庙。”

        “准！再派一勋贵去孝陵代祭，告于太祖与诸先帝知道，倭寇之衅，朕已对其问罪，将来倭患会大减。”

        朱翊钧点首道。

        接下来，朱翊钧就真的祭了太庙，将这次征倭之事告之于列祖列宗。

        而在祭太庙告之此事后，朱翊钧就下旨以征倭之事能成皆在张居正新政之功为由，而下旨加封张居正太师，且又以征倭之事更在于方逢时运筹帷幄之功为由，加封了方逢时为太傅，至于其余有功官员则是令吏部议封。

        张居正至此算到达了文官的顶点。

        不只是，改革派的其他文官也在地位上达到了大明历代文官很少能够达到的高度。

        至于武臣的封爵，也最终经吏部议定，封戚继光为蓟国公，俞大猷为定海伯，麻贵为朔州伯，吴惟忠为义乌伯，陈璘为翁源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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